这篇旧文值得一读，只是引用的数据有些老旧，但很显然揭示的问题很普遍。目前，最令群众憎恨的就是贪腐横行、无官不贪。但岂不知，贪腐只是这个犯罪群体中最末端的分赃方式，是最不入流的一种分赃方式。

目前，权力阶层利益分配方式有以下五种：权力世袭，资源家族化，国有资产流转入权贵家族，福利等级特权制，贪腐。前面四种无论那一种方式都比贪腐收益大，安全度高，对社会危害也更为酷烈。

一  、权力集体世袭。

权力场是封闭的，掌权者就是利益分配者。目前，有目共睹的一个现象就是，长老的儿婿是长老，将军的子女是将军，部长的子女是市长。从上到下，权力集体世袭无处不在，甚至于一位镇长，百分之九十，他的父母或岳父母，就是县级老领导。

正如杨继绳先生在《集体世袭与权力场》一文所说，“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入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干子弟，并给于高位高薪。”

很多年前，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后，就撰写博士论文中指出：“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仅仅一个县就可以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本人曾在一个地方做过5年电视台的记者，在工作中，对此权力集体世袭也深有体会，处级、科级干部中家族长辈，几乎都曾经做过同等级别或更高级别的官职不说，就算是一些事业单位，只要掌握一点权力的，其子女亲属也都在同一系统，或被其他事业单位吸收。2016年，中国工商银行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也提到这一近亲繁殖现象，“总行管理的691名干部中，有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统内工作”。权力集体世袭的后果是阶层固化，贫民子弟不是输在起跑线上，而是输在血缘上，输在精子或卵巢上。    

而权力阶层还公然以“红色基因”、“红色家风”试图将其合法化，迫使整个社会认同这种集体世袭，让人们崇拜权力与血缘传承，而漠视法律与秩序，因为现实无数次地告诉他们只有权力才是唯一规则。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绝不仅仅是妄语，也是他们几代人数十年精心布局的“蓝图”。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陈云就说过“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靠得住，不用担心将来会有人挖我们的祖坟。”他们的布局一直都是子女接班。

习近平的发迹史，有那一步 不是靠的他老爹？其老爹死了，但“红色基因”在啊。《 外参》月刊曾披露，文革后八大老掌权，他们有一不成文的协定，对已去世的元老，隆重安葬；还健在的，官复原职，对其子女，也安排适当工作，其中有从政意愿者，至少安排一人为省部级职务。没有直系子女的或者直系子女实在不好安排的，就要用变通办法，安排其女婿、儿媳、侄子侄女，乃至孙辈。    

如今看来，这种权力集体世袭，不仅是专制国家封闭权力场的必然运行逻辑，也是他们有意如此安排。    

几年前，我在《“新设计师”究竟设计了些什么？》一文中就说了： 首先，他们通过第一代人的所谓革命和公有化完成对全民资源的抢掠，使国民面对他们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然后，通过第二代人的私有化，将全民资源家族化。同时，在官场和财富分配上采取各阶层世袭固化手段，实行新型“种姓”统治。在实行“先富带动后富”的欺骗性经济发展帷幕下，又通过高税收和金融手段（如通货膨胀、房地产等“刚需”）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抢掠，弱民、疲民、愚民，让大众始终在生存线上挣扎。所谓军队一直是其党派私人武装，绝不允许军队国家化，这也是他们维持统治最坚实的后盾。

二  资源家族化。

全民资源被家族化是分赃模式中的第二大恶。   
 
正如前文所说，他们通过所谓开放和改革对国有资源全民资产进行了公开的掠夺，依据掌控权力和资本的大小对某一个领域实行业垄断。  按照正常逻辑，国有企业所得必然是全民所有，其收益要用于公共服务或者分配给全体国民。实际上，国民从来没有从中获得一分利益。相反，这这些国有企业在他们的垄断经营之下长年“亏损”，还要通过中央补贴的方式再次从全民手里掠夺财富，而他们自己家族一个个却从中获取巨额财富。 

学者谢作诗曾愤慨地发出疑问：中石化的茅台酒，你我喝到了吗？中石化的利润，你我分享了吗？亏损的时候，没酒可喝需要补贴的时候，国企才是全民的；盈利的时候，有酒可喝的时候，就是控制人的工具了。他认为，国有资产在经过托管之后，就从名义上的国家和全民所有，流失到管理者的小圈子的口袋里去了，成为国企高管和少数官员的私有利益。正如网传某二代瘸子所说的，中国拥有万亿以上资产的至少有17家，上千万资产的至少50家。而他们还公然宣称自己的成功“除了能力之外资本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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