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页]早在2007年，据《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研究报告披露：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    1、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2、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约5.5%；3、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约4.5%。可以想见，通过近10年的房地产、货币超发、金融及股票等方式的洗劫后，如今的财富分配又是一个怎样的局面。马云、王健林等超级富豪在这些家族面前都不过是小马仔。这样的资源家族化分赃又岂是贪腐所可以比拟的？

三  国有资产流入权贵家族。
       
我无意反对国有资产私有化，但是，我国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无处不在地充斥着将国有资产流入权贵家族。他们一手掌控公权力，一手掌控银行，利用国有资本（银行）在私有化过程中将国有资产纳入囊中，自己一分钱都不用出，就获取了巨额财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私有化过程中，权贵家族通过直系亲属或亲近，又或者通过扶持具备经营能力的商人代持，轻易地从银行贷出数千万资金，便能将几十亿上百亿的国有资产收购，然后在重组上市，瞬间便成为市值数千亿的企业。而这样的资本运作，对与没有权力背景的商人来说，即便有钱，也完全没有机会入局。“赵家人”与“门口野蛮人”之争就令无数人目瞪口呆，级别的鲸吞游戏。难怪作为马仔的徐明，平西王虽以重罪之身却还不屑地说：“他是什么身份？跟我不是一个层次；比他牛、比他档次高的人我认识的多了，轮不到他。”作为权贵家族，根本不用向人索贿，能收别人的孝敬，那是表明认可你是他圈子里的人，他们也确实可以自豪地宣称“两袖清风”、“干干净净”。

四  福利等级特权制。
        
这是以级别享受特殊待遇的等级制度。在此，我不提其他的福利项目，仅就医疗而论。据中科院几年前的研究数据显示，公共医疗费用中，有80%是用于850万厅局级以上党政干部（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仅有的医疗卫生资源，也向一般的党政干部公务员群体倾斜，看病拿药有“分级制度”，级别越高的，得到的医疗服务质量越高，药品供应也要越好，而普通老百姓缴纳了医疗保险，却连基本的医疗都难以保证。剖腹自疗、锯腿求生或自杀以免连累家人的例子不是个别！中国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说：省部级以上的高干病房，一旦进入生命维持系统，一天的费用是20万，一年就是7000多万。国家的医疗资源大部分被金字塔顶端用掉了，所以全民免费医疗遥遥无期。除了医疗之外，像教育、养老金等等方面的等级、特权，在此就不一一细说了。
 
五  贪腐。
       
贪腐横行是与专制独裁是共生共存的。为什么这样说？作家陈行之先生在《无政府主义是专制的最后阶段》中说：通过任命制保持下级权力对上级权力的忠诚，是专制独裁主义社会隐秘的政治机制。只有寻摸到这种机制，才能够洞悉为什么凡是专制主义社会都无法避免和消除腐败横行。也就是说，腐败和对社会的掠夺是与专制独裁主义的政治结构共生共存的。权力来源于谁就必然效忠与谁，反之，对于上位者来说，谁能给他带来利益，他就给谁权力。在这种利益链条下，下级必然要向上级输送利益，而下级只有向更下面的人要利益，最终所有后果由无权者承担。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在受到双规以后，面对义正词严审查他的纪委官员怒吼道：“你们以为只有我是贪官？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人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中国不就是腐败提拔腐败，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这个还要我告诉你们？”原广东省委书记、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说，“中国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他们正道出这个体制官员生态的本质。这种通过收受贿赂的贪腐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贪婪，而且也是表现效忠的必要手段。否则，正如文强所说：“一个干部要是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你工作干的再好也没有用”。
       
当然，贪腐与前四种分赃方式比起来，是最末端的方式，它不仅在官场争斗中有被政敌利用的风险，而且毕竟在明面上不能像前面那样披上合法的外衣，所获利益与之相比也是九牛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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