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三、四十具尸体，除了顾顺章的家属以外，其余的也都是共产党内部的所谓“叛逆分子”。据王竹友说，凡是违反“党中央”或是周恩来的命令的共产党党员，都会遭受这样处置，不是这样严厉的话，就无法维持地下活动的纪律。他是奉命执行的人，大都不知姓名，只有一个是例外，是叫“斯励”的老共产党党员， 他还是国民党北伐时期一个军长的胞弟。这个消息，被记者听了去，第二天就在报上发表。不料在当天早晨，就有一位年约三十左右的漂亮妇人，跑到K君的寓所，她哭哭啼啼地向K君诉说，她的丈夫已告失踪几个月，什么地方都找过了，毫无影踪，今天见报才知被共产党杀害了，她要求K君立刻引她去认尸，K君想不到事情的反应有那样快，但仍安慰她：“也许报告有错，未必定是你的丈夫。”一面准备带她出去，一同前往认尸。那儿的埋葬方法更是周密，如果不是报告人有了前次的信用，实在无法相信共产党会如此做，原来共产党特务把人弄死之后，埋在一丈以下的地底，上面盖上四、五尺泥土，再浇上一层水泥，粗看起来，像似已被废弃了的屋基，然后再盖上六、七尺泥土，才是地面。当我们挖掉六、七尺土的时候，虽然出现水泥地基，工人们不知内情，认为没有希望都要歇手了，我们坚持要他们挖下去，掘开水泥，再继续往下挖了很久，才发现一堆大小有十多具尸体，面目已模糊不能辨认，其中的一个，就其身材观察，似是一个矮胖而结实的壮年人，身上尚穿一件背心。那位妇人一见此尸，就扑上前去嚎啕大哭，因为她从尸体的身材、牙齿、脚趾，还有那件背心等等，辨认出来，正是他的失踪已久的丈夫。

她告诉K君，她的本名叫陈梅英，和斯励结婚不到三年，生了一个小孩，他们过着美满的小家庭生活，她的丈夫失踪以前的半个多月以来，她看出她丈夫好像有什么问题难以解决那样，常是紧皱双眉用力沉思，她问他究竟有什么事，他始终不说，有一天早晨出门以后，便始终不曾回来。她说，她始终不知道丈夫是干共产党的，现在她才明白，她的丈夫在失踪以前的最后半个月之所以满腹心事，必定是在考虑如何脱离这个罪恶的圈子，不想因此遭到毒手。她爱她的丈夫，她坚决表示要扑杀几个共产党替丈夫报仇，因而竟向K君提出参加我们的工作的需求，K君当然很同情她，但在分析了她的家庭环境和本身条件之后，对她的请求未曾接受。

这一连串的发现，完全出于我们意料之外，本来我们的目的，只在查究顾顺章眷属的下落，不想因此发现了共产党特务杀人灭迹的种种残酷手段。这都是周恩来所亲自导演的。当时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上海各报连日都有详细记载，并附刊各种图片，可惜这些材料，我现在已散失了。此事所发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在赤区以外杀害人命的残酷手段，有了确切体认。同时，国际的正义人土，也普遍引起深切的注意和同情，舆论一致指责共产党的违反人道主义的罪行。第二，我们在租界方面的工作信誉从此建立，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和各地的租界当局从此建立了密切的友谊合作关系，为以后的业务增加不少便利。此点，关系极大，因为各地共产党的地下指挥机构，大都设在租界里，没有租界当局的通力合作，是难加以破获的。第三，对于新近转变的，或是以后转变过来的共产党分子，坚定了他们效忠于我的决心。第四，周恩来本人也因此不能在上海立足，秘密潜往江西赤区。我想若不是他走的快，他一定会步许多被捕同志的后尘的。

最可笑的，共产党国际为了平息国际正义人士的愤怒，挽回国际舆论的不利形势，对于中共的这种暴行，竟也假惺惺的发出“指责”，说是“世界革命的成功，不能依靠于残酷的报复手段”。话是说的不错，然而除了“残酷的报复手段”之外，共产党又能用什么来维系他的暗无天日的魔鬼集团呢？

---徐恩曾：周恩来的杀人记录

图1：当年上海众多报刊如《申报》、《时报》等对此案件有详细连续报道，这是《民国日报》的现场采访报道。
图2：姚主教路爱棠村33号与37号门前的挖掘出来待运的死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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