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无言者的代言人——写在廖亦武首次出访之际
直到他登上飞往德国的班机，遨游在天空之上，朋友们提起的心才放了下来。
廖亦武十四次出国被拒，今次终于成行。这和冯正虎八次回国被拒，终于成功返回家园一事相映成趣，为我们这个荒谬的时代留下了两个极有戏剧性的案例。
想起了廖亦武在《证词》一书里的一段议论。在那里，他对一些民运老战士的传记提出批评，认为“他们都活在自己的那一段历史里”。廖亦武说：“我们珍视自己 的历史，可需要警惕的是，我们不能利用历史任意拔高，夸大个人的作用”，要避免堕入自我神化的幻觉。我想，他这句话也是在提醒自己。
是的，我们见识过一些民运老战士的自我膨胀。用俗话说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不过设身处地地想，那倒也很有几分情有可原，不足为奇。
美国哲学家内格尔（Thomas Nagel）说：我们当中的有些人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希望自己的生活整体从外部来看也具有某种意义。如果说我们的生活从整体来看毫无意义，我们 当中的一些人就会感到失落，因为他们身上总有某种东西反躬自省，从整体上看待我们的所作所为。“人类的许多努力－－尤其是那些为了服务于雄心壮志，而不仅 仅为了活下去和过得更舒适而做出的努力－－其一部份动力就来自于一种重要感。这种感觉就是：你所做的一切不只是对你来说才重要，在某种更大的意义上来说， 它本身就很重要。如果我们放弃了这种重要感，我们就不再能鼓起前进的风帆。”谁说不是这样的呢？
样板戏《红灯记》里，日本小队长鸠山为了从李玉和那里得到密电码而煞费苦心，软硬兼施。因为按照鸠山的说法，如果这份密电码落到北山游击队手里，对帝国会 “大大的不利”。这话一想就不对。一份交给小小的北山游击队的密电码，再重要还能重要到哪里去？怎么能对堂堂的大日本帝国“大大的不利”？根本不可能嘛。 可是，如果那份密电码没有多大价值，李玉和一家三口为了区区一份密电码就死了两个，人们在感动之余，难道不会深深地为之惋惜，觉得太不值当了吗？可是我们 再转念一想，我们就会知道，无论多么伟大的事业，总离不开一件件细小的事件，因此许许多多壮烈的牺牲是发生在并不伟大并不重要的细小事件中；如果我们排除 掉所有这些为细小的事情而难以避免的牺牲，那个伟大的事业就无从谈起了。如此说来，同样是战死沙场，死在大战役实在是一种幸运。
廖亦武在《证词》里写到狱友雷凤云的一段故事。八九时，雷凤云是西南师大进修研究生，曾积极策划重庆高校学生的游行绝食和请愿。六四屠杀发生后，雷凤云激 于义愤，竟在校门口张贴告示，号召广安同乡杀回故里，挖邓小平的祖坟，被重判十二年。这件事我在六四後就在海外的报纸上读到过，但不知是谁，原来是雷凤 云！
廖亦武写到，老雷说他一直琢磨在监狱里筹建一个组织，一方面保障政治犯的权益，一方面同外界积极联络，让世人知道我们的奋斗。廖亦武问为什么要有组织呢？雷凤云回答说：为了在将来的历史舞台上有发言权。
注意：在这里，老雷要成立组织的目的，主要还不是为了改善在当下的处境，而是为了赢得历史的承认。不错，要保障政治犯的权益，要改善狱中的处境，你也许需 要组织大家展开集体抗争；但是，组织集体抗争是一回事，成立组织是另一回事。因为组织集体抗争并不一定非要成立一个有形的组织不可。事实上，在那么小的一 座监狱里，就那么一批彼此熟悉的政治犯，要协调一致，展开集体行动根本用不着再成立什么有形的组织。问题是，成立有形的组织，一旦张扬出去，那本身就可能 招致更严厉的惩罚，反倒很可能更不利于集体抗争。换言之，有组织的名义比没有组织的名义更有风险，更难组织起有效的集体抗争。既然如此，老雷为什么要贪图 一个组织的名义呢？
老雷说得很清楚，他就是为了成立组织而成立组织，因为非如此就不能吸引外界的关注。老雷说：我们与世隔绝很多年，又远离北京那样的政治和新闻中心，极容易 被人们淡忘和忽略，更别说国际人权机构的声援了。一个外围的名不见经传的反革命不算什么，但一个外围的政治犯集体就能迫使外界的关注。“人总得有个盼头， 没指望的煎熬能摧垮一切啊”！
这里所说的指望，无非是被外界关注，被历史记载。人不怕为理想而受苦，怕的是受了苦却不被众人所知。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归因于虚荣心和出名欲。因为任何英雄行为都是社会性行为，它们唯有被社会所知晓时才能获得它的全部意义。
廖亦武不赞同雷凤云的想法。廖亦武对雷凤云说：坐牢是一个人的命，没什么划算不划算。我们不能拿自己同天安门广场的精英比，不能说我坐了十几年，他才四年或者两年，没办法，人家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就该被历史记载。
廖亦武这段话讲得很达观。可是，在达观的背后该有多少无奈。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把历史当宗教的缺陷了。是的，我们相信历史，可是，历史是人写的。一桩英雄的 行为，如果缺少有力的见证、书写和传播，它就会湮灭无闻。暴政的最大罪恶之一，就是它阻断了信息的自由交流。现在虽然不是毛时代，民间人士多少也赢得了某 种书写和传播的空间，还有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在中国本土，压制仍然是普遍的，而国际社会的关注免不了要受制于各种偶然因素；有多少不平凡的业绩和名字被埋 没，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陷入沮丧陷入消沉，那固然不难理解；另外有的人之所以要对自己的重要性做过甚其词的自我宣扬，由于那很可能 是出于在现实中的失落，所以也是情有可原的。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象廖亦武这样坚韧不拔，不骄不躁，不轻狂不气馁，无疑就更加难能可贵。然而，廖亦武能做到这一点，如流沙河所说，也有赖于上苍给了他 一支比众人有天赋的笔。他可以用他的写作进入历史，以弥补和纠正历史记录的不公平。文革中，华中工学院的学生鲁礼安因发表异端思想而被关进大牢十一年，其 中大部分时间是单身监禁，同案的难友有好几个疯掉了。支持着鲁礼安挺过十一年单身监禁并保持精神健全的唯一动力就是，他发誓要把自己这段悲惨经历写出来， 把那些自由民主的敌人，扼杀人类道德与良知的刽子手永远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廖亦武也说，写作是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不消说，在信息爆炸，文满为患的当 代世界，这个理由也相当脆弱，但它毕竟是一个理由。一个人要凭借这种理由活下来，不疯掉不自杀，那不仅需要非凡的毅力，也需要对自己文学才能的高度自信。 可问题是，那些缺少这种天赋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和许多把写作当成自我救赎的人不同，廖亦武不但用那支有天赋的笔写下自己的经历，而且还把目光转向各种各样的底 层民众，自觉地担负起一切无言者的代言人，有多少失声的个体和群体，在他的笔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说起我们这几代文化人，少有几个不曾沦落过底层社会的，但是绝少有人把自己认同于底层社会，并把描写底层社会的众生相当作自己写作的使命。也许，这就是廖亦武最独特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的愤世嫉俗与悲天悯人。
2010/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