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严峻的情势面前,苏区领导人意识到了发展苏区经济的必要,各种税收相继开征,名目繁多的捐献和摊派也浮出水面。除了土地税、农业税和商业税之外,还有人口税、养牛税、屠宰税、米谷税、鸡鸭税、养猪税、卖猪税、园艺税和飞机捐、慰劳捐、互济会捐、反帝大同盟捐、节省粮食捐、新剧捐、欢迎捐等 等,再加上摊派的公债。
此时苏区的人,显然不能再说,“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这样的谣谚了。同时,中共也开始注意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只是由于前一阶段打土豪的结果,很少有商人敢来苏区交易,苏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及矿产品难以输出,而外面的商品尤其是食盐难以输入;只有跟广东军阀,才能做点交易,也是杯水车薪。作为解困的一种方式,苏区也开始花大力气组织生产和粮食以及消费合作社,试图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来解困。
自1933年8月以后,各种合作社的数量和参加人数都成倍增加,然而,这些合作社,由于存在“严重的缺点”,效果并不明显,粮食合作社连“应有的调剂粮食的作用”都没有起到[36]。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苏区开始滥发纸币,结果导致“苏币”的信用大跌,以至于苏区不得不开展“拥护国币运动”,提出“革命群众用革命纸票”之类的口号,并对拒绝使用苏币的人加以严惩[37]。
事实上,由于苏区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一直不高,频繁的分地以及斗争,富人非死即逃,加上战乱破坏,民间基本上没有多少余财。常规手段显然不足以满足红军和苏区政府的需要。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 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