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严峻的情势面前，苏区领导人意识到了发展苏区经济的必要，各种税收相继开征，名目繁多的捐献和摊派也浮出水面。除了土地税、农业税和商业税之外，还有人口税、养牛税、屠宰税、米谷税、鸡鸭税、养猪税、卖猪税、园艺税和飞机捐、慰劳捐、互济会捐、反帝大同盟捐、节省粮食捐、新剧捐、欢迎捐等 等，再加上摊派的公债。
此时苏区的人，显然不能再说，“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这样的谣谚了。同时，中共也开始注意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只是由于前一阶段打土豪的结果，很少有商人敢来苏区交易，苏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及矿产品难以输出，而外面的商品尤其是食盐难以输入；只有跟广东军阀，才能做点交易，也是杯水车薪。作为解困的一种方式，苏区也开始花大力气组织生产和粮食以及消费合作社，试图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来解困。
自1933年8月以后，各种合作社的数量和参加人数都成倍增加，然而，这些合作社，由于存在“严重的缺点”，效果并不明显，粮食合作社连“应有的调剂粮食的作用”都没有起到[36]。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苏区开始滥发纸币，结果导致“苏币”的信用大跌，以至于苏区不得不开展“拥护国币运动”，提出“革命群众用革命纸票”之类的口号，并对拒绝使用苏币的人加以严惩[37]。
事实上，由于苏区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一直不高，频繁的分地以及斗争，富人非死即逃，加上战乱破坏，民间基本上没有多少余财。常规手段显然不足以满足红军和苏区政府的需要。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 张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