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教干部子女的文件被否定
阎淮在书中写道:
尽管干部子弟在文革初期的“历史劣迹”不被“记录”,但在1983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中,一些子弟的“现实罪行”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体谅民情的胡耀邦在12月8日中央书记处第101次会议提出,中央应该下发《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让全社会共同 监督子弟们。此文件应该由中组部青干局起草,但我们局内意见分歧,一时无法下笔。干部子弟反对发文件:“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都摘帽平反了,这不又搞出一个‘干部子弟分子’!”平民子弟赞成:“有些干部子弟太不象话了,该好好管管!”一向观点分明的我,有些“二乎”了,痛恨子弟中的害群之马,又怕发文件伤及无辜。于是我向李锐建议:“开个子弟座谈会,听听大家意见。”
1984年3月3日,由青干局召集,李锐主持的“干部子女座谈会”在中组部召开,主要讨论“干部子女文件”发不发,若发写什么。先后发言的有:陈云之子陈元、崔月犁之子张晓彬、于光远之女于小虹、孔原之子孔丹、耿飙之子耿志远、邓拓之子邓壮、秦邦宪之子秦钢、王其梅之子王昌为、史立德之子史元旦、陈毅之子陈昊苏和李大钊外孙女李虹。陈元多次对我说过“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这次他又“首发”,高屋建瓴地提出问题:“如果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把握,他就不配称为统治阶级。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孔丹的发言有代表性:“中央精神可以理解,想发文件用心良苦,但左右为难。现在这么多大事,发这个文件是添乱!”最后李锐总结:“你们一致不同意发,确实不好发。我们对干部子女是关心的,大家要争气。”胎死腹中此文件,李锐与我皆欣慰。十年后,我们又谈起此事,共同反思:“当时真应该有个管束干部子弟的文件!”
青年干部局发生的这几件事清楚地表明:“统治阶级”在保卫自己子女的利益是毫不含糊的。对子女的安排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利益,“统治阶级”一直维护和争取这个利益。
---杨继绳:《进出中组部》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