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在案”的双重标准
1983年4月23日，中央组织部下发“中组发[1983]6号文件”：《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文件说：“对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大学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其现在单位和有关省委组织部，记录在案。今后 ，凡从文革的大学生中选拔领导和选派出国，必须与他们原大学联系，取得其当时的表现材料。”“记录在案”工作由青年干部局负责。阎淮写道：
1983年4月27-29日，我代表中组部在北京大学“留学生宾馆”，主持北京各高校党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参加的“记录在案座谈会”。在开场白中我说：“我理解‘记录在案’就是去年社会上清理文革中有问题的‘三种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在大学的翻版。不同的是，‘清理’是面对面，定性后严肃处理；‘记录’是背对背，青年学生就不处分了，记下来以后留神就行了。”三天会议，就是贯彻“6号文件”。······但会上不乏“杂音”，北大书记提出：“高干子弟当头头，是否记录？”北工大跟着“敲边鼓”：“鼓吹血统论的谭立夫呢？”清华组织部长与我熟悉，也将一军：“老阎，你们清华红卫兵推倒二校门，你朋友贺鹏飞记不记？”我公开保证：如实向上级反映，一周内明确答复。私下向清华领导交底：“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成立青干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红卫兵。
会议结束次日，我回中组部向李锐汇报会议情况，并请示“高干子弟问题”。李锐：“你对清华领导说得好，就是那么回事！”随后，李锐向秘书又述一份电话稿，让部办公厅立即通知北京组织部，转告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头头，不在“记录在案”范围。
---杨继绳：《进出中组部》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