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胡绍胡作非为的出发点是‘善’，那么，用权力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用对管理者个人的品质和道德操守的批判来研究武汉市普爱医院的问题，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在医院里，价值观冲突激烈，社会道德伦理的社会调适功能日益退化，在一些制度问题的掩盖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似乎成了不二选择，而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往往成为恶势力的帮凶。医院的文明程度并不一定总是和知识水平相对应，高知识在作恶中造成的社会危害更大。胡绍等人利用人性的阴暗面，使武汉市普爱医院在生存观的导向上出现了重大问题。每一次的被害者，与所有患者和职工相比总是少数，不易造成有事实后果的人人自危；再者，仇恨本身以及专权管理者刻意制造的人际孤立，信息交流的断绝，会使得受害现象显得不突出。由没有个人特点、没有自我意识的患者和职工形成的人群称为群众。这样的人群易于被胡绍等人煽动、利用，甚至让患者和医务人员互相煽动，这是医院混乱的基础，是胡绍管理专权的基础。群众成为极权主义运动的基础的一个条件是，有足够多的群众，在外力的推动或者引导下，形成无条件的对领导的服从，对所谓敌人的仇恨，形成暴力。而这外力就是胡绍和他的小团体的引导和煽动。群众并非在任何管理下都大量存在。剥夺了基本权利，最容易制造出没有权利意识的群众；创造出群众运动的基础。当个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时，这些个人就只能依赖权力的恩赐和惩罚。在压力和引诱下，很容易被迷惑，使其成为胡绍等领导的信徒。胡绍的管理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理论，剥夺个人权利为了造就所谓的医院发展。当医院发展有不同利益和意见时，哪怕只是为了操作，胡绍等管理者也必须压制任何不同的看法。由于个人已经丧失了对自身权利的控制权，所以也就丧失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法理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