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北大的精神火炬一直指引着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医务人员。然而，有脊梁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像丁祥武这样软骨头甚至为虎作伥：抗日战争里，中国创了人类历史上“伪军比占领军多”的记录；在大跃进、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受蒙蔽”，有多少人是精明地昧着良心、为自保而诬陷同事、为加官进爵而落井下石？
不仅底层医务人员和患者接受“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好死不如赖活着”之类犬儒的生活教条深入人心，武汉市第四医院里高级知识分子里的无耻之徒丝毫不比普罗大众少。上古就有在“指鹿为马”的当口曲意奉承、吮痈舐痔的臣子；当代有郭沫若这样满腹诗书的墙头草；更可怕的是像经过加州理工学院最良好科学训练的钱学森也连篇累牍地在报纸上为“亩产十几万斤”这样尽人皆知、笑掉大牙的谎言摇旗呐喊，而且还舔着脸发“钱学森之问”——殊不知我们没有科学、人文社科大师的第一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系统性地培养精明乖巧的撒谎者，而不是真理的捍卫者：这和知识无关，和人格有关。
这样的犬儒和无耻何以盛行？除了人性中固有的懦弱和卑微，社会几千年来对敢言者的持续绞杀当属首要原因。从文字狱到株连十族，当敢于“一士之谔谔”的人被消灭的时候，负淘汰的结果自然剩下的是“千士之诺诺”。在这种千年严酷的条件下，人们甚至被剥夺了保持沉默的权利，而被强迫加入谄媚奉承的大合唱。
